第三，数字领域司法先行并非法官造法。数字经济领域司法先行主要是因为新技术与新产业发展过快导致立法滞后，而不涉及国家体制与权力分工问题。在西方国家，学者评判司法能动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司法权侵犯立法权，因为立法系选举式民主体制下多数人的选择，司法能动可能超越法律，侵犯了民主、人民主权等原则，出现“反民主困境”并导致“民主的终...

审理互联网案件法官的平均年龄更低。法院可以选择年轻法官审理互联网案件，而立法机构的一些代表（委员）甚至可能从来不用互联网，却要参与制定数字法律，“外行为内行立法”现象严重。与西方国家法官老龄化不同，我国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均成立不久，其法官年轻化比例较高，加之我国基层法院近年来也招聘了一大批优秀年轻法官，在实践中...

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领域，法官的知识与经验优势明显。总体而言，我国立法者的年龄比法官偏大，对互联网的知识与经验弱于法官。我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多是各个领域的资深人士，平均年龄偏大。一般而言，年龄与经验往往成正比，但数字法治并非如此。与年轻人相比，中老年人相对保守，对新技术、新产业的认可度更弱。

一方面，就亲历性而言，立法听证远不如司法庭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会提交大量的商业材料，法官可以当面了解产业发展情况，充分听取双方律师及专家辅助人的意见，由此作出的判决更吻合产业发展。尤其是，我国有互联网法院却并没有互联网立法的独立机构，互联网法院法官的亲历性优势明显，法官比立法者对互联网产业的理解更加全面。

类似案件不胜枚举。在民事和行政法律空白地带，法官不能以“法无规定”为由拒绝审判，而需要先于立法作出司法回应。立法者可以慢慢起草法律，但法官必须在审理时限内定分止争。数字经济属于新生事物，其中的规律、概念、原理等都在构建中，需要司法者先行先试。第二，在构建数字法律体系过程中，司法有能力先行。数字领域的新问题太多，立法速度...

当前，数字领域立法难以满足司法“有法可依”的要求。例如，对公共数据的使用边界，我国法律并未规定，而在2019年“浙江某金融服务公司与苏州某网络科技公司商业诋毁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确立了公共数据商业化利用的合法性边界。又如，对于算法歧视，我国法律长期缺位，在2020年的“赵某某与浙江某网络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李鹰律师参观电子科技大学校友企业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虹创始于1958年，历经多次转型，已发展成为集智慧家居、数字产业、特种装备、绿色能源、医疗健康等产业为主的千亿级跨国企业集团。旗下拥有7家上市公司（四川长虹、长虹美菱、长虹华意、长虹佳华、长虹能源、中科美菱、华丰科技），位居四川省数字经济企业第1位、中国电...

长期以来，我国法官习惯于严格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法审判”，力图把审判过程当做三段论的自动售货机，以此大大减少工作压力和司法责任。但“严格依法审判”的做法难以适用于数字领域，如果法官按照三段论思路解决数字经济问题，就会出现悖论：要么在大前提上现有法律存在缺失，未能明确规定相关情况；要么现有法律在适用于数字领域时显得生硬...

第一，构建数字法律体系只能让司法先行。纠纷总是先于法律而产生，纠纷不会等待立法。在数字领域，“产业先于法律而行，纠纷先于立法而生”已经成为常态。对于该领域存在的大量立法空白，法官必须先于法律进行回应。

在能动司法的理念下，法官可以站在“整体法秩序”的立场上审判新型案件，而无需拘泥于具体条文。法官可以通过创新性判例克服工业时代法律的缺陷，或者在法律空白区适用中央文件解决数据争端，而对于可能存在的判例冲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同案异判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