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领域立法难以满足司法“有法可依”的要求。例如，对公共数据的使用边界，我国法律并未规定，而在2019年“浙江某金融服务公司与苏州某网络科技公司商业诋毁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确立了公共数据商业化利用的合法性边界。又如，对于算法歧视，我国法律长期缺位，在2020年的“赵某某与浙江某网络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李鹰律师参观电子科技大学校友企业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虹创始于1958年，历经多次转型，已发展成为集智慧家居、数字产业、特种装备、绿色能源、医疗健康等产业为主的千亿级跨国企业集团。旗下拥有7家上市公司（四川长虹、长虹美菱、长虹华意、长虹佳华、长虹能源、中科美菱、华丰科技），位居四川省数字经济企业第1位、中国电...

长期以来，我国法官习惯于严格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法审判”，力图把审判过程当做三段论的自动售货机，以此大大减少工作压力和司法责任。但“严格依法审判”的做法难以适用于数字领域，如果法官按照三段论思路解决数字经济问题，就会出现悖论：要么在大前提上现有法律存在缺失，未能明确规定相关情况；要么现有法律在适用于数字领域时显得生硬...

第一，构建数字法律体系只能让司法先行。纠纷总是先于法律而产生，纠纷不会等待立法。在数字领域，“产业先于法律而行，纠纷先于立法而生”已经成为常态。对于该领域存在的大量立法空白，法官必须先于法律进行回应。

在能动司法的理念下，法官可以站在“整体法秩序”的立场上审判新型案件，而无需拘泥于具体条文。法官可以通过创新性判例克服工业时代法律的缺陷，或者在法律空白区适用中央文件解决数据争端，而对于可能存在的判例冲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同案异判审查制度。

立法者会不自觉地把“安全第一”而非“高效发展”作为价值追求，积极立法最终导向的是强监管主义，法网繁密会阻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数字经济早期，我国立法更需要奉行消极主义，为新技术和新产业留下发展空间，但这不意味着法律的不作为，而是要求法律从“通过系统立法全面控制风险”转向“通过灵活判例解决实践问题”。

数字法治中“立法让位于司法”的正当性。（一）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了司法先行的模式 近年来，数字领域的风险日渐增多，出台新法以积极应对数字化风险，是很多国家立法者的本能选择。欧盟立法推崇积极主义，美国立法则相对克制，而中国立法受欧盟影响巨大，不断跟随欧盟脚步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以控制数字化风险。

如何建设数字法治新体系、构建数字法学新学科，是前无古人的时代命题，需要各界积极探索，对于新兴学科而言，判例具有搭建理论基础、构建法律体系的重要价值。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数字法治需要以“（有中国特色的）判例法”作为基础。这涉及一个重大问题：在数字时代，中国法律进入了无人区，面对全新的法律问题，我国应该选择积极立法还是...

2021年3月，为进一步深化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与浙江大学在数字法治领域的合作，实现数字法院、数字检察的迭代升级，经三方决定共同成立数字法治研究院。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一直努力成为数字法学的理论策源地、数字法治的应用先行区、数字法治的人才孵化器、数字法治的规则引领者，为数字法治建设持续提供高质量的决策...

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展示中国数字法学判例研究的最新成果。所有案例皆严谨遵循事实概要、判决要旨、评析、参考文献的体例编排，在梳理裁判思路之上，重点进行学理分析，并聚焦法律解释与法之续造，致力于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目标。《数字法学判例百选》是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为构建“数字法学”而邀请理论与实务专家共同撰写的一部判例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