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山车” ——从无责任到连带责任 尽管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公司之间纠纷的原再审判决早在2019年就已作出，但与判决相关的讨论和分析从未停止过。 “特别是律师等实务工作者，努力从实务指引的视角解读原生效判决，从而为董事履职提供参考借鉴。”北京大道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璐璐...

在公司法修订之前就做到了抗诉意见与公司法修订精神高度一致，这种“预判”是巧合，还是特定方法路径指引下的必然？抗诉意见被最高法完全采纳的背后，是怎样的民事检察履职？带着这些关注，记者展开了采访。

最高检民事检察研究基地主任、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单平基表示，最高检提出抗诉虽然在公司法修订之前，但抗诉意见与公司法的修订内容高度统一，这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在“三个善于”理念的指引下，对公司法原理以及公司治理机构的深刻把握。

案件会怎么审？检察机关能否抗诉成功？这不仅影响着公司治理的实践操作，也是对公司法统一正确施行的司法考验。 2025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判决胡某生等3名董事（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对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斯曼特公司”）损失的10%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驳回斯曼特公司的其...

“一定要冒着被解雇的职业风险，确保股东出资到位，才算是履行了董事义务吗？若不如此，就要承担股东出资不实的连带责任？”这个不解，不仅来自胡某生等6名董事。基于对原再审判决“未履行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董事要为股东出资不实连带担责”的裁判思路，上述案件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公共话题：“股东是委托人、董事是受托人，在‘上级’明确...

公司董事未履行催缴股东出资义务，该不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解读最高检抗诉办案始末—— 为何要抗？何以成功？“能否从巨额的连带责任中‘择’出来？”案件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之后，胡某生等6名董事看到了希望，但又不敢肯定。在法律当时并未明确责任类型和责任范围的前提下，遵从审判机关的自由裁量，似乎理所当然。而这，又明显与自己的公正...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官办案组积极践行“三个善于”理念要求，注重行使调查核实权，对董事勤勉义务进行符合立法原意的考量——董事责任应与其过错程度相当。尽管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是在公司法修订之前，但监督要义也完全符合新修订公司法有关规定。在新修订公司法施行即将满一年之际，该案的成功办理是检察机关保障...

案件就此进入第二次再审程序。最高法开庭审理，最高检院领导出庭，依法发表抗诉意见。之后，最高检院领导列席最高法审委会会议。今年1月，最高法作出再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胡某生等3名董事就公司10%的损失，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再审判决认定的赔偿责任不是连带责任，而是与其过错相当的、违反勤勉义务的相应责任。”最高...

2019年6月28日，最高法作出再审判决，认定胡某生等6名董事因未能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应对股东欠缴的近500万美元出资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胡某生等6名董事不服上述生效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检察监督。最高检受理该案后，于2021年3月29日举行公开听证会。历经多次调查核实、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和最高检检委会讨...

最高法再审判决显示，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肇始于2015年1月。因商业环境发生变化，斯曼特公司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破产清算时，破产管理人注意到公司股东仍欠缴近500万美元的注册资本，于是以公司名义，就上述欠缴出资向胡某生等6名董事主张连带赔偿责任。历经一审、二审之后，案件进入再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