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维护了司法裁判的公正性。通过抗诉使原审判决得以纠正,明确了董事在股东有出资能力时的催缴义务,倒逼董事积极履职,保障公司资本充实,维护债权人利益。与此同时,否定“连坐式”追责,避免因个别股东失信行为过度加重“董监高”的正常履职风险,防止对公司治理产生负面影响。通过抗诉,强化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任感,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助力推动法治社会建设,让公平正义成为社会共识。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孙宏涛)